因此，四项基本原则经邓小平提出，又通过彭真的历史叙事，成为了革命和建设的普遍原理。
产生这一思潮的社会背景是：19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社会发生剧变：社会信仰危机、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城市荒废等大量社会问题导致国家正统性的削弱。不过，从我国国情来看，由于这种非常态释宪机制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仍有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故不能轻言废除而应予保留。
为应对社会转型对释宪机制的挑战，必须对现有释宪机制进行完善。二 转型期完善释宪机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在社会转型对释宪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的情况下，现有释宪机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应对转型期社会变迁对宪法解释提出的要求和挑战，我们应及时构建一套完善和合理的释宪机制，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功能。转型期释宪机制必须适应转型期社会关系变化的频繁性及其影响性的要求。（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二元释宪机制的制度启示与任何其他制度一样，释宪机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首先需要以社会现实环境为基础，如果说前述转型期的社会变革已为二元释宪机制提供了现实环境基础的话，那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则从制度环境方面为构建二元释宪机制提供了启示。
尤根•埃利希所说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于立法和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2]即道出了法律制度随社会实践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关系。（二）转型期二元释宪机制的基本架构从前文论述可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化和发展，在我国实施二元释宪机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可见，在一些情况下，先行判断可以发挥去伪存真的效用，避免在伪行政法规范冲突上浪费宝贵的法制资源。
倘若在实施过程中获得成功，将其经验引入国家立法的层面加以规定亦未尝不可。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建立高效的制度途径，将社会的监督很好地引入，并使之成为一项崭新的行政法规范冲突的发现机制。第一，行政法规同规章间的冲突，包括行政法规同部门规章的冲突、行政法规同省级政府规章的冲突、以及行政法规同较大的市的规章的冲突。[14]由上可知，目前法律规定的冲突解决方案实际上是对不同的行政法规范冲突作了静态和动态的划分。
所以，每一方的选择都是制定有利于各自地区的规章制度，结果导致各地区的海洋法规产生大量差异冲突。解决机制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以行根据政法规范冲突的解决原则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则对具体的冲突现象加以适用的过程。
而动态的解决方案则主要针对更为广泛存在的同一层级的行政规范的横向冲突问题，其核心要素在于通过确定适宜的争议解决机关而实现规范冲突的解决，在实际操作上具有周期长、环节多、视具体情况不同而导致的冲突解决结果不确定、难以预测等特征。而且，虽然规范位阶不同，但是由于制定主体之间却无法律上的隶属关系，因此这类冲突理应被视为横向冲突。一方面，中央针对不同地方可能产生立法冲突的事项实施积极的介入，把可能引发冲突的因素扼杀在相关行政法规范制定的过程中。具体适用机关往往是在冲突发生之后才能发现,预防效用不足。
笔者认为，构成法律规范冲突的要件有四。对上，它们是对宪法和法律进行细化、阐释、引申乃至补强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实际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其他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应包括决议、决定、命令（令）、公报、公告、通告、意见、通知、批复、和函共10种。[2]2.行政法规范冲突的发现机制目前行政法规范冲突的发现机制主要有三。
第一，纵向层面的积极冲突，这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情形，即指不同层级的行政法规范就同一事项作出了不同规定并导致完全不同的适用结果。此三者以时间轴为中心顺序存在并发挥效用，同时又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
如同为单一制国家，英国的部长可基于法律的授权直接对地方政府发出指示，以要求后者采取某种行为。其中，现行是指相互冲突的规范处于法律效力期间，有效则是指冲突的双方均未因其他因素（如与上位法的冲突等）而丧失效力。
《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15条也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协调。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亦可采用通令的形式向地方政府解释中央法律或政策，提出对策建议，或要求地方政府提供特定的信息等。当然，设立相应的独立机构无疑将更能够确保评估与备案的效率。首先，从横向冲突的层面来说，多元主体的立法模式是造成行政法规范冲突的形式原因，而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取向则是促成冲突最终发生的实质要素。【摘要】行政法规范冲突是法律规范冲突的特殊表现，而对于其中内部冲突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则却长期被忽视。
[5]第二，不同的行政法规范之间的冲突，即行政法规范的内部冲突。[8]虽然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的划分标准同前述两类冲突并不一致，但鉴于其重要性的考量，故此处特给予专门探讨。
倘若产生的法律后果相同或近似，则属于法律规范的竞合问题。除此外，作为一般法的不同于特别法、作为旧法的不同于新法等也有可能导致冲突的行政法规范之一方丧失构成实质冲突的可能。
[7]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10条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对报送国务院备案的法规、规章，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二）下位法是否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一是建立区域性立法协调联席会议制度和立法协调委员会，定期就有关立法事宜进行交流与协调，就区域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问题通过联席会议达成共识。
笔者认为，行政法规范冲突的理论背景可从三个层面加以解读。最后，行政立法权纵向划分的协调问题。审查备案机关虽然可以未雨绸缪,然而实践中普遍采用的形式审方式又大大降低了发现冲突的概率。金伟峰、张效羽：《论国务院规范性文件与省级地方性法规冲突的处理》，载《法治论丛》2008年第6期。
另一方面，不同地方进行类似或相关事项的立法时应当建立相应的沟通与协调机制，这一点对于当前正处于蓬勃发展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额外重要的意义。第一，同一机关制定的不同行政法规范之间的冲突，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之间的冲突、同一国务院组成部门制定的规章之间的冲突、同一省级政府制定的规章之间的冲突、同一较大的市制定的规章之间的冲突以及国务院作出的不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
也就是说，不同级别的行政机关应有与其级别相应的事权匹配。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办发【2012】14号）第8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的公文形式共有决议、决定、命令（令）、公报、公告、通告、意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议案、函和纪要等15种，其中通报（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和告知重要情况）、报告（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回复上级机关的询问）、请示（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议案（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事项）、纪要（适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显然不属于国务院规范性文件的载体。
[13]实际上，许多国家以中央部的层级在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安排作为一条重要的中央对地方实施监督的途径。中观的理解侧重于一部完整的规范性文件。
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地方性法规冲突的解决机制[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30.[12]《立法法》第71条本部门的权限范围、第73条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可视为对各自的权限范围的理解，然而上述两个条文本身的界定和表述本身就是高度抽象的，故实际操作价值有限。而由于所谓的各自的权限范围并无明确的法律界定，[12]因此该条文实际上为地方立法直接对抗中央立法提供了失当的法律依据，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行政立法权纵向划分的困境。而基于论证重点的选择，本文所指的行政法规范则主要采用较为纯粹的狭义理解，即主要涉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其他的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又如，《立法法》第86条（三）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5]当然，也有学者从其他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二、行政法规范冲突的类型化类型化是全面考察行政法规范内部冲突现象并提出科学解决方案的基础与前提，但是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同，类型化的路径亦存在差异。
一般说来，各级政府所享有的立法权的范畴应当与其相应的职权和责任相适应，而各层级立法权的明确划分则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一是人民法院在解决具体争讼过程中发现的行政法规范冲突，二是相关行政主体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发现的规范性冲突，三是有权机关在对拟出台的行政法规范的审查、备案的过程中发现的规范性冲突。
因此，备案和审查应紧密联系，要附带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否则备案制度就容易流于形式而无任何实际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规范的制定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和相对完备的技术支撑，这就决定了同一规范不同条文之间冲突发生的概率极低，微观的法律规范的冲突现象往往也就较少出现。